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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善于与时俱进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从教70年心得

[ 添加日期:2014-08-01 点击率:4367 评论数:0 条]

    核心提示: 我终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即学生阶段(1944——1949)、执教阶段(1949——1978)和重新焕发教研青春阶段(1979年以来)。这70年可是我苦心求索、跌宕起伏、曲折变化、备尝艰辛的历程。回首简要概述这三个阶段历程,大致反映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风霜面貌。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内容博大精深、关乎人类命运的首要科学。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要长期努力、刻苦钻研,而且更要精确理解、与时俱进。也就是要紧密跟随时局、时势、时代的变化,不断前进、改进和跃进;切不可故步自封,墨守成规,一成不变。人们时常问我治学的经验,其实没有什么奥秘。《人民日报》今年3月7日第7版在“大家手笔”专栏刊发拙文《治学关键在于勤》,文中谈及我从1949年22岁开始在大学执教起,终生治学,坚持“五勤”,也就是勤学习、勤积累、勤思考,勤讲课,勤写作。

    我终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即学生阶段(1944——1949)、执教阶段(1949——1978)和重新焕发教研青春阶段(1979年以来)。这70年可是我苦心求索、跌宕起伏、曲折变化、备尝艰辛的历程。回首简要概述这三个阶段历程,大致反映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风霜面貌。

    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时期

    在学生阶段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约经历五年。1944年我在福州英华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暑假期间,从号称“钢铁辩证唯物论者”、党外布尔什维克的陈衡庭老师处借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美国记者斯诺著《西行漫记》,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对“神奇”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初步了解。这时,我认识到要用阶级观点分析社会万象,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建立工人阶级政权才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但是,我还分不清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因为那时我还深受从上小学起就接触到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教育影响。那时每星期一上午都有纪念孙中山的“总理纪念周”活动,每次老师都要带领我们朗读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务须依照余所著《三民主义》”等等。孙中山还讲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孙中山所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何区别,那时还分不清。1946年,我高中毕业上北京大学后,才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宏著,豁然开朗,认清了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特别信服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坚信落后的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在北大政治系读的是英文版政治学论著,我深感太脱离中国实际,1948年1月,我终于投奔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加革命。本想去当随军记者报道解放战争胜事,可是组织上却安排我到山西潞城北方大学学习。在这里,能听到红色哲学家艾思奇讲马克思主义,受益良多。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8月成立华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我被吸收为历史研究室研究生,在红色教授何干之指导下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我在福州英华中学和北京大学主要受到自由、民主、科学 、爱国和独立思考的教育,在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主要受到较为扎实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注重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中国实际。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后,3月初,我即随华大队伍迁进故都,提前结束了研究生学习,开始了在大学执教的人生新阶段。这时我刚满22周岁。

    从敢想敢说到不想照说,再从敢想不敢说到敢想巧说

    从1949至1978年,我先后在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执教约30年。在华大担任学习助理员(助教),主要辅导学员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人类社会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递进和中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949年8月25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文章谈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1950年初,我被批准加入共产党,随即在以华大为基础新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员。1951年3月,我向全校科学讨论会提交了我的第一篇论文,《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汲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是为了配合当时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随后我每年都结合教学并联系中国实际发表论文。1954年我被评定为讲师,1956年提升为副教授报教育部审批。

    1950年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给马克思主义下了一个经典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当时我们都认为这四句话、66个字是对马克思主义作的最全面最精辟的概括。当时我们在教研工作中全部以斯大林的言论为依据和准绳。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发了斯大林搞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这犹如晴天霹雳,在我思想上引起极大震动。这时我开始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于提出过去在苏共党史教学中有大量美化斯大林的错误。1956年秋后,由我带头在马列主义基础研究班把苏共党史内容改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还就斯大林实行个人专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苏联第一次出兵匈牙利干涉内部动乱是错误、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试验值得重视、要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这门新课的体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1957年“整风鸣放”中,我对某些老师的不民主作风提出批评意见,没有料到立即遭到打击报复,险些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幸得吴玉章校长审批,说我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才保护我过关。从1957年挨批后,我从敢想敢说转变为不想照说,一切言论以党的文件和毛主席指示为依据和准绳。

    1958年,我下乡参加劳动和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又下放到农场劳动并参加北京郊区整社工作。从1961年起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堂上和报刊上大批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自以为这样就是坚持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即使这样,到1966年掀起“文革”风暴后,我还是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遭到残酷批斗。“文革”中的种种异常现象已促使我独立思考,然而敢想不敢说。例如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就怀疑红旗究竟能打多久,为何现在宣传中却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1973年到1978年,我在北大讲国际共运史,思想复杂,内心矛盾。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突出大讲国际共运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以集体名义在北大学报上连续发表文稿,专写马克思主义反对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等等。同时,我心中已认识到“文革”中种种异常现象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但在课堂上,我只能敢想巧说,这样才能既不跟着“左”的路线走,又能巧于自我保护。例如,我在课堂上这样讲:“如果在理论上认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实践中却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对待,那是危害很大、十分危险的”。1978年北大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科学讨论会,我在会上的报告题为《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四人帮”的篡改》,这是相隔12年之后我第一次又以个人署名发表文稿。同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复办,我又回到人大执教。

    第二个教研青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善想善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 这时我已超过“知天命”之年(51岁),然而,我激动不已,心潮澎湃。我以燃烧的激情和沸腾的思想迎来了第二个教研青春,开始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阶段。痛定思痛,痛定思改,深感“左”的错误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祸害,所以我要纠“左”防右,重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重新理解和传播社会主义。从这时起,我汲取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我想不能再重复年轻时的敢想敢说,也不能唯上、唯书,不想照说或者敢想不说、敢想巧说,而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善想善说。

    1979年我在全校科学讨论会上宣读了《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的优良传统》的论文,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历来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带头大搞个人迷信(当时把个人崇拜译为个人迷信)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大祸。1980年我又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论文,指明斯大林带头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是沙皇君主专制政体的变种,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原则,亟待改革和改正。由于这两篇论文社会影响较大,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定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时,我是唯一一位以副教授身份破格被评定为国际共运史专业的第一个博导,当时评选博导是首先由各重点大学在教授中遴选最优者上报。

    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的解放学

    从1981年起,我应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科学社会主义卷和政治学卷担任编委、编纂和撰稿工作。编委们公推由我撰写“马克思主义”这个辞条。这时我认识到前述斯大林提出的包括四句话、66个字的马克思主义定义内容过于宽广、表述过于冗长,而且没有指明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什么根本问题。经过深入研究、反复提炼,我提出新的定义只有一句话22个字,即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要落实到每个人。《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到2002年我又发表文章,更简明地用5个字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

    人人都需要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所以人人都需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解放是需要多方面自然、人类和社会条件的。马克思主义早就指明了这些条件,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物质技术条件,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和社会设施发达的经济社会条件,政治民主法治条件,思想文化条件和生态环境条件等。英、法、德等西欧和北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具备这些条件,所以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预计社会主义将首先在这些国家胜利,然后再带领东欧和亚非拉各国实现世界大同。可是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条件下,落后的俄国却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俄国缺少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成果,却富有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在俄国一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理应独立探索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其要点是要急于铲除封建专制主义余毒,要充分发挥资本主义在本国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不能急于消灭国内的私人资本主义,不能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急于发动世界革命、消灭世界资本主义。列宁最早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初步探索,可是后来苏联历任领导人未能认清这个特殊规律,却用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急于发动世界革命,同时,又让封建专制主义渗透到社会主义制度中来。如上所述,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等等使得苏联模式具有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重大弊病。从斯大林起苏联历任领导人一再延误了体制内的政治体制改革,致使各种社会矛盾愈益深化,积重难返。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又改旗易帜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终致苏联亡党亡国亡制(社会主义制度)。苏共自己培植的高薪特权官僚集团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社会主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发表过500多万字文稿,论述当代应该如何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苏联兴亡之道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遵循之路,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等重大问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等十五部文集和专著。在校内开设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培养了三十多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1992年我荣获国务院颁发的为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证书并且享有政府给予的特殊待遇。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左”的势力依旧强劲,我的教研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校内“左”的势力抬头,有人把我的一些学术观点视为“异端”。例如,我批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有人给我扣上“大反斯大林”的帽子;我认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制,没有不集中的民主,却有不民主的集中,有人给我扣上“反对民主集中制”的帽子;我论证我国实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多党制,有人给我扣上“鼓吹多党制” 的帽子。由此,我感到在校内难以正常工作,于是从1994年起拒招博士研究生,这样我就在1997年满70岁时光荣离休。随即有外交部机关党校、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等单位发给我教授或讲座教授聘书,我把课堂转移到校外,并且在报刊上继续发表我独立思考的新见解。我认为当今应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旨在减免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争取劳动人民福利权益、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社会主义顾名思义理应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而不能只以政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精英出主义,只靠媒体显主义。只有彻底克服苏联模式教条主义与专制主义弊病,充分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明传统,立足当代中国实际,才能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即社会化程度更高、国家的社会职能更强、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多的新阶段。当今世界竞争超越垄断,已经难以再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等来界定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当今已经难以通过暴力革命、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来推翻世界资本主义,而只能由主张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众多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努力,通过和平改良、不断改良和世界改良,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资本主义化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化。看来,社会主义将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并非以往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是以愉快劳动为基础、由自由人社区自治的社会形态。我各用21个字最简明地概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三个社会形态的核心内容。在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态势下,我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更是满怀自信。

    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矢志不移,坚持到底

    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来了新校长和书记后,经过调查研究,认为让我提前离休是不公正的,理论研究应该鼓励创新探索,于是2005年又返聘我续招博士生,并且给本科生讲一点课。2007年9月1日,学校为我召开了“高放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多家报刊都发布了消息,会后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高放学术思想评论集》。2009年国庆60周年来临之际,《人民日报》于9月9日第7版要闻版“我和我的祖国”专栏发表拙文《六十年两度“闪光”》,这是对我教研生涯的充分肯定和鼓励。同年,中国人民大学授予我荣誉一级教授称号。由我牵头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材,1990年初版时曾经遭到打压,然而,今年1月已出版了第六版,《人民日报》3月19日以《千锤百炼出精品》为题发表书评。20多年来,该书已经累计发行一百多万册,还被作为“中国的经典”译为日文出版。《延安干部学院学报》从2013年5月第6卷第3期起为我开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题讲座”,迄今已连载5篇,每篇从标题到内容都很有新意,引起广泛关注,得到多人好评。

    在有生之年,我还要竭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理解、运用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矢志不移,坚持到底。

    来源:人民论坛网“原创专栏”,作者:高放

    http://theory.rmlt.com.cn/2014/0721/2946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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