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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模式”的方法论原则

[ 添加日期:2014-06-18 点击率:2335 评论数:0 条]

    在西方话语中,任意解读“中国模式”的现象司空见惯。比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质是“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成功与社会性质无关,与政党体制无关。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西方模式”的复制品,除此之外并没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创造。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绕开“毛泽东主义”的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的开辟意味着历史的断裂。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绝不比取得的成绩少,中国无法避免类似于前苏联突然崩溃的历史宿命。有学者认为,所谓的“中国道路”无法绕开“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威胁,如此等等。他们对“中国模式”的另类解读和随意涂抹,除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之外,不讲辩证法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模式”是一个完整的认识对象,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智慧,科学解读“中国模式”不能不讲辩证法。
    “变”与“稳”的平衡。“变”与“稳”既对立又统一,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变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不变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在绝对的变异中总有某些相对稳定的、不变的东西。“中国道路”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变是活力,不变是定力。能变的大胆地变,不能变的坚决不变;不因变而失了方寸、乱了阵脚,不因不变而停滞不前、一潭死水。回首过去,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所变,有所不变。面向未来,中国模式也同样必须坚持变与不变的平衡,不能不变,也不能瞎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需要有战略定力,“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模式”解读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这就背离了“变”与“稳”的辩证法。这些学者只看到中国“变”的一面——支持非公经济发展,鼓励外资进入,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等;而忽视了中国还有“不变”的一面——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没有变,人民的主体地位没有变,国家政权的根本性质没有变,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没有变,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因而对“中国道路”做出错误的性质判断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中”与“西”的观照。全球化时代,任何本质上属于民族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世界的。没有民族性的存在,无所谓世界性;没有世界性,谈何民族性。理解“中国道路”,民族与世界两个维度要互相观照。对待中国和西方的发展经验,既要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也要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中”与“西”的辩证法,其要义在于,既要坚持洋为中用的方针,但又不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东西,绝不意味着可以无条件地“套用”于中国。在经济管理等方面,我们也借鉴了西方的一些成熟经验,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从西方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道路”视作西方模式的复制品,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耦合之处,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独到之处。比如,中国的市场是宏观调控下的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市场化;中国引进外资、发展私有经济始终是在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没有冲击国有经济的主导力和控制力,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私有化;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的,这不符合新自由主义“言听计从”的纪律要求和“香蕉共和国”的国家定位;中国的自由贸易是在不损害经济主权的基础上量力而行的,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放任的自由化。此外,在政治上,中国没有照搬多党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而是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有悖于西方大国“国强必霸”的崛起之路,等等。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信条是不一致的。总之,“中国模式”批判性地吸收了西方模式的某些合理成分,目的不是为了成为西方的另一个“他者”,不是为了建设另一种资本主义。
    “主流”与“支流”的兼顾。事物是一个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主流,也有支流;有占主导地位的方面,也有占次要地位的方面。“中国模式”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有成功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有令人振奋的一面,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看待中国模式,既要看主流,也要看支流;既要看成绩,也要看问题。不能以主流否定支流,以成绩否定问题,盲目乐观;也不能以支流代替主流,以问题遮蔽成绩,盲目悲观;更不能将主流降低为支流,将支流上升为主流,主次颠倒,混淆是非。今天,“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和追捧,我们更应当自警自省自检,如实估量自己的成绩,如实查摆自己的问题,决不可自我泄气,也决不可自我膨胀。一些西方学者只看到“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无视“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将支流夸大为主流,大肆鼓吹“中国崩溃论”,这就违背了“主流”与“支流”的辩证法。评价中国模式,要看“两面”,“要讲两句话”,既要讲成绩,也要讲问题;既要大胆地肯定成绩,也要勇敢地直面问题;既不能因为成绩伟大而忽视问题,也不能因为问题凸显而否认成绩;既要反对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一点论”,也要反对将成绩与问题等量齐观的“均衡论”。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事物的特性不是从抽象的逻辑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来,而是从事物本身去寻找;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不是从逻辑出发来解释历史,而是依据历史来修正逻辑。解释“中国道路”,必须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只能从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不能用西方的逻辑来裁剪中国的现实,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来衡量今天的中国。西方一些学者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论”,这是以逻辑裁剪现实的典型表现。“国强必霸”,这是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崛起的历史逻辑,500年几无例外。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了海洋霸权,瓜分了世界;17世纪,世界霸主的地位被荷兰取代,17世纪在历史上也被称为“荷兰的世纪”;18和19世纪是英、法两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纪,英法两雄争霸持续了150年,最后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霸主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和日本相继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回报世界的是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是美苏争霸的世纪,结局以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告终。西方部分学者根据几个世纪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逻辑得出结论,中国也将无法摆脱“国强必霸”的怪圈,中国的崛起将是世界的威胁。然而,“国强必霸”的逻辑能否套用于中国,能否用来裁剪中国模式的现实,推断中国模式的未来,鼓吹“中国威胁论”的诸先生可能并没有思量。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国强必霸”,这是由私有制、资本的本性和资产阶级奉行的价值观决定的。而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的最高追求是解放全人类,当然不会奴役和掠夺他国人民。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爱好和平,强大的中国不构成世界的威胁,而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美国说了算”的霸权秩序必将终结,但不意味着必须由另外的国家取而代之,更不意味着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越是发展,发展中国家终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就越大、筹码就越足。
    “局部”与“整体”的呼应。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整体。局部与整体相辅相成,局部离不开整体,局部服从整体;整体也离不开局部,整体统率局部。认识事物,既要把握事物的局部,但更重要的是把握事物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把握事物的整体。离开整体只看局部,或者把部分当成整体,其结果无异于“盲人摸象”。“中国道路”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应当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来理解“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解读“中国道路”不能只及一点不及其余,尤其不能采取“选择性遗忘”的解读方式。西方一些学者囿于经济的视角解读中国道路,将“中国模式”仅仅理解为经济发展模式,以局部代替整体,故意把“中国模式”简单化,刻意回避“中国模式”的制度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和价值因素等,这就违背了“局部”与“整体”的辩证法。这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模式”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在内的全方位、多领域的发展模式。在谈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时,或者故意抹去社会性质和政治属性,“不愿意将中国模式的成功归因于社会主义”,或者刻意“回避中国的政治模式,仅仅把中国模式局限于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难道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能够脱离整个社会的协调运转,能够脱离良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周边环境,能够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体制吗?
    “历史”与“现实”的贯通。历史是过去的现实,是现实的前身;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是未来的历史。“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中国道路”从历史中走来,向着未来发展。历史与现实之间不是单向的运动,而是从历史到现实和从现实到历史的双向运动,人们总是根据过去的中国认识现在,根据现在的中国了解过去。今天的人们不可能离开先辈们留下的历史遗产,一无所有地去生活和创造;先辈们也不可能不给今天的人们留下特定的历史遗产,不留痕迹地成为历史。理解“中国道路”,不能隔断历史。无论是用历史来否定现实,还是以现实来否定历史,都不能准确理解“中国模式”的奥秘。西方一些学者将“中国道路”看作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背离,看作是历史的断裂,这就不符合“历史”与“现实”的辩证法。“中国道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道路”既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都不能否定,它们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辉煌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作者陈曙光: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4-06/16/c_11111040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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