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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少兵:三次选择与他的家国情怀

[ 添加日期:2013-11-08 点击率:8235 评论数:0 条]

     编者按人才资源是学校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卓越师资队伍是学校人才资源的核心。近年来,我校始终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立足自身发展,依托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以才育才、以才引才、以才聚才”,全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学校人才队伍质量同步增长,总体结构好转,以院士、“千人计划”特聘专家、长江学者等高峰人才为核心的人才群体基本形成,在生物学、作物学、园艺学、畜牧学、兽医学等学科领域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为贯彻落实学校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实现学校“高端领军人才一流”营造良好氛围,本周起,学校新闻中心拟用两个月左右时间,分期分批推出“狮山之子·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巡礼”大型报道专题,该专题包括“海外引进人才”和“本土培养人才”两个系列。专题计划每周推出一位,行文不拘长短,通过讲述专家们的艰苦奋斗、追求卓越、奉献社会的故事,突出彰显他们“勤读力耕,立己达人”的精神和“不张扬、不浮躁、不盲从”的品格,并力求将他们的个人成长、人生事业的选择和对国家社会的贡献,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专题旨在营造人人关心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氛围,构建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亦图尝试粗略总结人才成长的规律和途径,激发后辈学人奋发图强,投身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和“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实践中。
  

    彭少兵身上集合了各种角色: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学者,国际著名的作物生理学家;极具感染力的老师;热心的公共事务参加者。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对所有人一致的谦恭平和。
  从放弃读研决定出国开始,30年来,他的人生轨迹不只是太平洋两岸三地的往复循环,不断选择取舍之间,既是时代发展的驱动,又深藏着一份他对家国诚挚的情怀。

  

出国留学: 为了“西瓜”的冒险
  1983年初夏的一天,在孝感农科所实习的大四学生彭少兵接到系里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回华中农学院,有事和他商量。满怀狐疑的他匆匆赶回了学校。他是“新三届”学生(注:指“文革”后通过高考入学的1977、1978和1979级的大学生),刚刚以350多分的成绩考取了学校的研究生。
  在主楼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系主任告诉他,如果他愿意,学校想让他放弃读研直接留校,以便尽快送他出国。这意味着他必须在读研和留校出国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且下班前就要答复,留给他思考的时间只有半天。
  八十年代初,国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派遣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学校也争取到了一些指标。除了严格的政治审查外,公派出国必须过语言关。由于“文革”耽搁,当时青年教师的英语水平普遍有限,托福考试成了很多人的噩梦,名额常用不完。为了不浪费好不容易争到的指标,学校解放思想,决定找英语基础较好、刚刚考上研究生的大学应届毕业生留校,然后以教师身份派遣出国。自称“上进好青年”的彭少兵,研究生入学考试英语考了70多分,在校期间表现突出,得以在全校十分严苛的遴选中脱颖而出,成为预备安排留学的5名学生之一。
  相比较留校读研,出国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最大的风险来自托福考试,如果托福成绩不合格,留学安排就无法实现。无论结果如何,由于时间冲突,只要决定出国,当年读研的资格就没有了。80年代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读研究生是看起来既保险又有前途的选择。
  父母是做缝纫的小手工业者,亲戚朋友中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出国与否的问题上给不了具体意见。反复权衡之下, 21岁的彭少兵做出了他人生最关键的一个选择:出国。他说,出国好比西瓜,读研好比芝麻,为了西瓜,我宁愿冒丢弃芝麻的险。回想起来,彭少兵还有后怕,“真不知道当时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他分析说,大学当了四年班长,眼界更宽阔也更有决断力,对他当时快速抉择有帮助。
    在脱产学习一段时间后,彭少兵顺利的通过了托福考试。联系学校时,学校教务处找到了正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的张启发。彭少兵的托福成绩还未达到戴维斯分校的要求。因为超乎寻常的勤奋,张启发已在戴维斯分校很有名气。张启发拿着彭少兵的申请材料找到农学系主管研究生录取的教授,教授觉得张启发推荐的人肯定靠谱,爽快的同意了。就这样,彭少兵被戴维斯分校录取,成为世界银行二期贷款的公费留学生。1985年8月28日,彭少兵启程前往美国,这一天,傅廷栋院士一直送他到了校门口。辗转到美国后,张启发专程驱车到汽车站去接他,并给彭少兵做了在戴维斯分校的第一顿饭,彭少兵至今还记得那顿饭吃的是青椒肉丝。在美国吃到张启发老师做的这餐饭,彭少兵尝到家的滋味,体味到母校的温暖。他后来说,能下决心全职回到母校工作,跟这些是有关联的。
    彭少兵在美国的学习并不顺利,他要过语言关,克服文化差异,还要时不时忍受老外看不起的眼神。全英语教学的模式,很多专业课根本听不懂。他只能用“笨功夫”,课堂认真做笔记,还用录音机把整堂课录下来,回到宿舍后再一句一句的听,每天12个小时以上用在学习上,同时还要进实验室做实验。 “那时候只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总觉得自己憋着一口气,想证明中国人能行。10个半月下来,彭少兵的平均学分绩点(GPA)达到3.7(美国的GPA满分是4分),顺利拿到了硕士学位。
  1986年年7月15日,戴维斯分校有两位中国人离开:张启发返程回华中农大执教,彭少兵到德州理工大学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德州,彭少兵仍然勤奋,学习之余热心公共事务,做了学生会主席。1990年,彭少兵获作物生理学博士学位,1990年7月到佛罗里达大学柑橘研究及教育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华农学者在中心有着很好的声誉。1989年来做合作研究的邓秀新刚刚离开不久,他在此的一系列工作让美国同行津津乐道:独立完成了20余个柑橘属间和种间融合的研究,其中柑橘属与金柑属融合的体细胞杂种为世界首创。尽管没有交集,这些故事和口碑激励着彭少兵更为投入的工作。

结缘水稻:为减少全球饥荒而工作
  在从事水稻栽培生理研究之前,彭少兵很长一段时间做棉花和高粱生理研究,到佛罗里达大学后,他短暂从事柑橘研究。1991年,他开始与水稻结缘。这一年,彭少兵在戴维斯分校的导师到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工作,邀请他过去工作。
  国际水稻研究所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南60公里处的温泉镇,是全球著名的非营利农业研究机构,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上百名水稻专家。研究所坐落在绿树掩映的睡美人山上,风景如画,250多公顷水稻试验田更是每个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人梦寐以求的工作环境。1966年,成立不过6年的国际水稻研究所推出“IR8号”水稻品种,这个品种高产、适应性强,被誉为“世界稻”。“IR8号”迅速在亚洲主要水稻种植国家推广并走向世界,与墨西哥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培育出的半矮秆小麦品种一起,拯救了数以亿计饥饿的人,成为第一次“绿色革命”的发源。
  面试时,彭少兵一眼就喜欢上了研究所。来自小镇的彭少兵对饥饿和贫困有深刻的印象,他特别认同研究所为减少全球饥荒而进行公益研究的定位:所有水稻品种、材料和技术无偿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1991年,他成为水稻所第一个拿中国护照的研究员。
  彭少兵一生的事业至此大致定型。在此后20多年的研究生涯里,先后被研究所聘为作物生理学家和高级作物生理学家等职位,主持水稻作物生理学实验室工作。他不间断的与水稻打交道,在水稻栽培生理方面尤其是高产、氮肥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了大量创新性成果。
  彭少兵证明了水稻产量潜力维持在原有最高水平上即“维持育种”在生产上的重要意义,因为“维持育种”通过品种选育,克服了土壤与气候环境变化造成的非生物逆境对产量的影响。90年代中期,他还率先在育种圃对新株型(又称“超级稻”)的早代材料开展了系统生理研究,并探明了改良后的热带粳稻结实率低的原因是着粒密度高,顶端优势弱,营养疏导组织少等。研究结果导致了育种学家很快调整了新株型育种策略,采用热带粳稻与籼稻杂交培育出更有希望的第二代新株型材料。该研究被国际作物科学界视为作物生理与育种学科有机结合的典范。1996年,彭少兵因此获得了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授予的“杰出青年科学家奖”。2004年6月,他被美国农学会评为本年度“会士”,这是该组织向所有会员授予的最高荣誉。
  2004年无疑是彭少兵的“幸运年”。这一年,他与合作者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对水稻生长影响的论文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早在刚进入国际水稻所之初,彭少兵就敏锐的感觉到,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将是未来农业生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在连续12年20多季水稻田间试验,并对研究所过去25年水稻生长期间的温度、光照等因素进行研究和分析后,彭少兵发现,水稻生长期间,平均夜间最低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水稻产量就下降10%。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是颠覆性的。此前科学界关于全球变暖对作物生长及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白天气温变化的研究,而且一直认为夜间温度变化对作物产量的影响不大。成果发表后引起国际农学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美国《科学》杂志、CNN、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新华社等媒体都作了报道,并入选美国《探索》(Discover)杂志评选的“2004年全世界100篇重要科学论文”第68位。

 

 

回归母校:华中农大的决心和诚意
    在异国他乡,彭少兵和华中农大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到国际水稻研究所工作后,他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关注学校的发展,实质性的合作开始于联合培养人才。90年代中期,相同的学术背景、相同的研究对象让张启发和彭少兵开始联手,着手共同培养博士。到农学系工作不久的崔克辉,成为了两人联合培养的第一个博士生。1998年7月,崔克辉来到国际水稻研究所,在彭少兵的指导下,开始了两年的博士课题研究工作。
    2002年,合作向更广阔的层面发展。学校的遗传育种各学科已有长足发展,受全国整体研究氛围的影响,栽培却拉了下来,成为了“跛腿”。时任校长张端品下定决心,要弥补作物学一级学科中的“短板”,2003年年初委托彭少兵牵头创建了华中农业大学作物生理与栽培研究中心(CPPC)。2004年,中心从国际水稻研究所全职引进了黄见良教授。2005年,彭少兵被华中农业大学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6年,学校为CPPC特批了一幢大楼作为试验研究基地。2008年,中心新增为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彭少兵成了“空中飞人”,每年往返于菲律宾与中国六七次。CPPC相继争取了“中国稻田氮肥利用率低的成因与对策”、“水稻水肥耦合与资源高效利用”等多个国际国内项目,系列研究不断深入,培养了多名专业人才。
  2008年年底,中央决定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即“千人计划”。依托该计划,一些国内大学开始接触彭少兵。放弃在国际水稻研究所高级作物生理学家的职位和优裕的生活并不容易,毕竟这是他事业起飞的地方。不过,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管理方式悄然变化,公益的定位有所转向,一些服务项目开始对第三世界收费,这让彭少兵不适应。而且,在同一个地方呆了近20年,彭少兵希望有更多的挑战和变化。中国农作物的复种指数高,作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受制于前茬和后茬,相比复种指数低的国家的作物栽培模式研究来说,无疑更具有难度和挑战性。国内的栽培方向的学科发展偏弱,他回来后正好能为这个学科贡献力量。而中国的快速崛起,科研环境极大改善,对海外科研人员的吸引力不断增强。随着年岁的增长,叶落归根的思想逐渐萌生。所有因素叠加,推动着彭少兵开始认真考虑全职回国。
  弄清楚了为什么回来,回来干什么,彭少兵笃定了回国的决心,剩下的只是选择单位。依托“千人计划”工作起点更高,无疑是回国的最佳选择。在华中农业大学之前,国内一些不错的大学已经给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希望引进彭少兵。他最后选择的,还是回到母校去做点事。
  除了感情因素,华中农业大学有他创建的作物生理与栽培研究中心这个成熟的研究平台,傅廷栋院士主持的作物学有十分坚实的研究基础和良好的研究条件,张启发院士领导的水稻团队出色的工作展现了广阔的学科交叉的前景。此时,“绿色超级稻”已开始逐步实施,“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的育种理念与彭少兵高产高效的水稻栽培研究方向十分契合,评价绿色超级稻的各类绿色性状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
  不过,国内作物栽培生理研究整体积弱已久,评审专家不了解学科发展状况,影响了相关部门对彭少兵工作的评判,“千人计划”最初的申报并不顺利。学校人事部门没有放弃努力,分管校领导多次前往中组部,竭尽全力向领导和评审专家说明情况,争取支持。
  2010年9月7日下午,行政楼3楼校长办公室里,校长邓秀新与彭少兵推心置腹谈了90分钟,坚定了彭少兵全职回国的决心。邓秀新说,“千人计划”的申报我们继续努力,但上不上不影响学校引进的决心。学校十分欢迎一个卓有成就、愿意全职回国的非“千人计划”的教授。
  2010年12月28日,在离开了25年后,彭少兵回到了母校。学校给予彭少兵及家人回国作了细致的安排。在当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他说,是学校的决心和诚意打动了全家,回校近一个月来,“全家经历了武汉严冬的寒冷,更感受到了学校的温暖”。

家国情怀:为中国的栽培学科做点事情
  彭少兵说,回来就是要为中国的栽培学科做点事情。
  回国后,彭少兵似乎回到了那段“浑身是劲”的岁月。同事们发现,他经常要到晚上11点过后才离开实验室,第二天又早早的过来。
  做点事情谈何容易。栽培是研究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及其与外界环境关系的学科。在国外,彭少兵只需要专注天气、水肥等等环境变量与水稻之间的联系。回国后的彭少兵,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熟悉科学家和制度环境的关系。
  熟悉国内环境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某些项目的申报和评审上,他碰到过几回朝令夕改和场外因素主导的事。类似的磕碰,彭少兵开始还有些不习惯,后来就释然了,他说,这是做点事情必须要面对的。
  回国3年来,在科研、培养学生、团队建设和学科发展诸多方面,确如他所说,彭少兵“做了点事情”,而且,这“一点事情”的其实有不止一点的“野心”,瞄准的都是国际国内领先的目标:3年的科研经费已达到数千万,入选一个教育部创新团队,创建了一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有40多个在读研究生,栽培学科已渐有起色。
  同行评价彭少兵,研究紧密结合当前农业生产和环境变化的重大问题,极富战略眼光,身上却有中国人典型的谦恭,容易团结人来做事。他目前主要在水稻的高产高效、“绿色超级稻”绿色性状评价、再生稻、产量差、气候变化对水稻影响与光合作用机理等方面用力,研究涉及多学科,需要广泛与各个学科和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合作。水稻高产高效与绿色性状评价,养分和水分利用效率的机理研究,都是在绿色超级稻的框架中进行,这与张启发领衔的水稻团队合作颇多。再生稻研究的瓶颈在于机械收割的碾压,彭少兵的团队便与工程学院合作,改进机械。2012年,彭少兵主持了“主要农作物高产高效生理基础及栽培新技术研究与应用” 公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这个系统研究主要农作物高产高效生理基础和栽培技术的公益性专项跨度5年,预算经费达到2282万元,集合了国内10家科研机构40多位专家。
    彭少兵在带队伍培养人上颇为用力,他觉得,更多的人聚集起来,才有可能把“一点事”做的更好。早年读书时,彭少兵养成一个习惯,会把近期的计划都写下来,每完成一个就划掉一个。现在,培养人这一项计划周而复始,是他本子上怎么也划不掉的选项。
    彭少兵带领的水稻栽培生理研究团队规模不大,不过6个老师,指导着40多名研究生。团队讲究协作,老师和学生都爱用“家”来形容。这是一个弥漫着浓厚学术味道的“家”。每周一,彭少兵会群发邮件,将最新的论文发给学生,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学生要写一篇千字的报告,在周日例行的研讨会上,会有3-4个学生来报告自己对论文的体会。实验室在武穴大金和花桥有试验基地,研究生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地做田间试验,他们的seminar通常通过网络通讯的方式。远程通讯聆听学术报告对研究生们来说是常事,今年8月日本岛根大学Tohru Kobata教授来访,作了一个关于水稻灌浆期叶片持绿性的品种差异和高温胁迫对叶片持绿性影响的报告,近20名研究生就在武穴试验基地有的“分会场”通过远程通讯全程参加了报告会。
  植科院大四学生袁珅是个喜欢琢磨科学问题的“90后”,他是学院本硕博贯通培养“硕彦计划”的受益者,进入水稻栽培生理团队的“家”已经两年多了。2011年10月的一天晚上上课前,刚刚大二的袁坤报着试一试的心情,打电话给彭少兵。他想申请“硕彦计划”,需要找到一位指导老师,从院网上了解到彭少兵是从国外回来不久的大科学家,便想请他做指导老师。没想到的是,彭少兵很爽快的答应了见他们,并且是当晚就见。上完课后已是晚上10点多,袁珅和另外两个同学来到实验室。彭少兵自己下楼来接他们,在简单交流后彭少兵答应接受他们进实验室。彭少兵很快让助手把实验室一楼仓库腾出来,买了柜子、桌子,装上了空调,这里就成了袁珅他们的学习室。
  此后不久,在参加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时,袁珅选的题目是水稻氮素的利用率,他找到了彭少兵早期一篇相关的研究论文,就直接冲过去和老师讨论。小袁回忆说,自己对氮素的利用认识其实很肤浅,但彭少兵还是很耐心的和他讨论大半个小时。几个来回下来,一起来的同学逐渐退出了,袁珅却喜欢上了水稻栽培。
  袁珅今年在学校试验地里进行水稻各类绿色指标的田间试验,他种了144个小区的水稻材料和72盆盆栽材料。彭少兵经常到现场看,随时指导。8月18日晚,武汉刮起狂风,中心最大风力达到11级。大风时彭少兵打电话过来,提醒他注意正在灌浆的水稻材料,叮嘱第二天一早到试验田去看看。第二天早上6点多,袁坤刚刚来到田头,就接到彭少兵询问情况的电话。清点下来,有49个小区水稻倒伏,正心痛不已,彭少兵匆匆赶到了田里。老师安慰他说,倒了也不是坏事,抗倒伏性状也是重要的研究指标。一番话让正不知所措的小袁茅塞顿开。9月份,田间水稻出现第二次倒伏,这一次,小袁不慌了,他注意到,有两个品种特别的抗倒伏。坏事变成了好事,袁坤说,这件事上,彭老师的思维方式很启发我,这是最好的科学训练。
     

     2012年11月,经历了数次波折后彭少兵入选“千人计划”,在学校的受聘仪式上,他诚挚地说:“华中农业大学将是我退休的地方。”
     跨跃重洋,出去归来,30年上下求索,彭少兵的经历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是一代科学家家国情怀的诗意表达。他说,中国正在发生伟大的巨变,我自豪的是能够亲自参与到这个变化过程中来,而且还能够做一点事情。学校恰恰为我和同事们提供了一个积极参与伟大事业的平台。(本文图片由彭少兵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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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作者: 晓宣[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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